映象新闻

反思改革是我和韩德强在2004年首先提出来的。

当前的货币增长主要是银行通过消耗原有的货币积累（超额储备），提高货币乘数来增加货币信贷投放的。3.加大金融改革，尤其是在推动金融自由化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在目前阶段，金融改革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可能比简单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更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真实有效的复苏。

一是货币债券市场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因此，风险并不主要反映在银行体系，尤其是全国性银行，而在地方财政体系。市场的整体资金状况是比较充裕的。恢复真实需求有待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在刺激真实有效需求方面，将面临实质性约束。第三，物价仍是负增长，但环比已开始出现正增长或负增长下降。

票据融资平均贷款利率1.88％，比年初下降1.01个百分点，比降息前下降4.02个百分点。宽松的信贷支持了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维持了经济相对稳定。比如说欧洲吧，它要用宽松的货币，因为它现在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希腊这些国家的财政要紧缩。

对这种做法您怎么看？周天勇：我觉得就是说，它三项也好，五项也好，都可能是对的。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周天勇：中国的这个社保，你本来就建立很迟，加上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如果以后国家不用拍卖国有资产或者国有企业利润来弥补这个缺口的话，你光靠这个企业来提取的这部分是不够的，我想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但是这个土地制度不改呀，可能会出更大的问题。这30年来，中央党校还是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么一种精神，还是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市场经济取向改革这个方向推着往前走。

什么教训呢？就是许多国家，你像美国这些国家，把制造业都给转移走了，小的一些企业都倒闭呀、关门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看悲中国经济有一定的片面性。

你像希腊一样，本来你国家都快破产了，你说勒点裤子行不行？谁都不干，要大罢工，闹事。比如说所有的所有权你都享有。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已经放松过一次货币，最后并没有解决问题。第二个转型可能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但是一个问题是，城市化的过程有没有可能被打断，比如说，如果大量的中小企业搞不下去的话？周天勇：城市化、中小企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是三位一体，连着的，互动的。记者：今年来，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有各种担心。比如说你这个城市的交通，你交通还要给它补贴。要用更大力度改革记者：刚才说到像土地制度这样的改革空间还有很多，以前大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

这一次新的世界性的放松货币的行动，能起到作用吗？周天勇：欧美放松货币，它有它的原因。记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人对市场产生了怀疑，您认为我们还是不应该怀疑市场，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周天勇：对。

你看吧，6亿7、8人住了这个2.7亿的土地，6亿5千万人左右，用了7千6百多万亩土地，实际上村庄多用了2亿亩地。有担心滞胀的，有担心二次萧条的的，您怎么看最近的经济形势？周天勇：从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包括这个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平稳。

就是每个部门都要搞个年检，最后企业就受不了了。但是就是说你费率太高。货币统一了，财政没有统一，那么它就来借债过日子，隐瞒债务过日子，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道德风险。因为什么呢？这个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银行呢，它对小企业的这个贷款不是太感兴趣，我们的这个贷款制度不对。如果说你搞得特别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给老百姓承诺的很多，你再掉下去是很难的。实际欧债危机，发达国家也是有教训的。

如果说我们拘泥于18亿亩红线的话，我们未来30年啥都干不成。记者：如果可以把政府开支压下来的话，我们是减税好，还是搞福利好？周天勇：压下来呢，我觉得就是说要减税和这个福利要并行。

这些人到城市里干什么？必须得有制造业，和这个制造业产业链拉长的那些小的制造业，中小制造业，产业形式上还要有服务业，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是服务业容纳的。那么无论是课程的设置啊，无论是研究啊，无论是提出一些建议啊，无论是这个作为一个智库的一个研究，那么我觉得都是推着这个国家向改革开放、向一个正确或者是一个合乎趋势的一个方向前进。

但是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说，让政府调控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出来10个孩子，有8个孩子念过高中。

记者：您觉得中央会继续坚持治理通胀，不放宽货币呢，还是说会放宽货币？周天勇：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率如果说持续的走低，那么根据这个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松动一些货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那你说现在的欧债是，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呢，还是凯恩斯主义？你也说不清楚。记者：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还有很多的空间。记者：您刚才说到降低社保费率。

但是它又不断地出现新问题。有人说哎呀，你说这个年轻人都不再种地了，谁来种地，中国的农业很危险，这是一种看法。

关键就是你看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合适，实际上9%，9以上的速度在全世界都是很快的，速度是很快的。选民政治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多党竞争的时候，它每一个政客为了自己当上总理，他就对这个选民进行超过财政实力，或者超过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来承诺福利，承诺的过多。

你要解决这个创业环境、就业岗位的增多、收入的增加、支出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必须得用结构性的减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要不然实现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从社保费率来看，我们比如说美国大概相当于工资的20%多，我们要相当于工资的50%，那么这个社保费率太高。

您觉得这些东西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周天勇：中国经济在它乐观的一面的另一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国民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很快，就是房地产，那么很多实业转向房地产，房地产又转向高利贷，投资资本运作。记者：您觉得中央政府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经济中的这些问题？周天勇：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不敢冒昧的说预测有什么政策，我只是说我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这个土地，农民的土地、耕地，可以990年，那么我就可以有继承权，没有继承权的产权是不完全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宏观的需求管理它主要是控制货币，比如说过热了，我就收缩货币。我觉得它必须得改，你再难也得改。

供给管理的政策呢，它主要是减税，减费。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呢，政府不应包得过多，关键还是要让他富起来，就是让他创业、就业，都有收入。

记者：您多年来一直主张减税，很多经济学家，像陈志武（微博）他们也都主张减税。记者：您怎么看中央党校在传播市场经济的观念当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是功能？周天勇：开始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央党校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算思想解放的这么一个先机，或者开启者。